随着相关知识的增长，普通蒸汽灭菌器和高压灭菌器在相关机构，尤其是医院中开始使用。比如1920年，由美国浸礼会传教士高福林（Francis Wayland Goddard）创办的绍兴福康医院（the Christian Hospital, Shaohing, Chekiang）从美国购入了一批消毒设备，包括一台敷料灭菌器、一台器具灭菌器以及两台水灭菌器。这些设备都由布兰霍尔公司生产。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开始生产各种疫苗，设备中就包括高压灭菌器。1937年末，武汉各个医疗机构中，高压消毒器共有6台。不过，高压灭菌器在抗战之前并未在所有医院配置。例如，1934年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附属病院的消毒室，就没有此类装。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灭菌器变得更加难以获取。1941年，孙吉洪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发表文章讨论中国战时的卫生事业。他承认，以中国现在的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很多医疗器械，包括显微镜、高压蒸汽灭菌器等都是无法制造的，必须要从海外获得，但交通却并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严福庆和爱泼斯坦都观察到，战时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很多时候不得不依赖于当地的工匠用土法制作类似的消毒器和高压灭菌器。随着抗日战争结束，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高压灭菌器在医院更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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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0年第3期